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墨子的政治主張

來源: 作者:郝洪濤 責任編輯:伏彥宇 發布時間:2019/4/17 11:07:32 閱讀次數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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墨子(約公元前480—公元前390年),姓墨名翟。戰國初期魯國人(一說宋國人),墨家學派創始人,著名的思想家、教育家、軍事家、科學家,社會活動家。先秦時期,與儒家并稱“顯學”。漢之后,相對沉寂,清末以來,又回到了人們的視野之中。

墨子弟子收集其語錄等,編輯《墨子》一書傳世。

《墨子》內容豐富,涉及面廣。本文就其政治主張進行探討。學術界一般認為:墨子有十大政治主張,即:兼愛、非攻、尚賢、尚同、天志、明鬼、非樂、非命、節用、節葬《墨子》中各有專篇。筆者將天志、明鬼排在前面,把節用、節葬、非樂合并為一項,再列“法儀”“五谷”兩項,亦為十大主張,概述于后。

一、天志

墨子認為:上天是有意志的。

《天志上》簡明而深刻地闡明了墨子的天志觀。

“夫天不可為林谷幽門無人,明必見之”上天對所有的地方都能明白地看到。人們要知道這一原理。

天的意志主要表現為:

“天欲義而惡不義。”“天之愛天下之百姓”。

“義”的重要性:“曰天下有義則生,無義則死;有義則富,無義則貧;有義則治,無義則亂。”

“義”的解釋:“且夫義者政也(政,通“正”,即匡正的意思),無從下之政上,必從上之政下。”“天子為政于三公、諸侯、士、庶人”“天之為政于天子。”天是有人格、有意志的最高主宰者。

順從天意,就會得到獎賞;違背天意,必受處罰。“故于富且貴者,當天意而不可不順。順天意者,兼相愛,交相利,必得賞。反天意者,別相惡,交相賊(殘害),必得罰”。并舉例說:“昔三代圣王禹、湯、文、武,此順天意而得賞也;昔三代之暴王桀、紂、幽、厲,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”。

怎樣才能順從天意?“順天意者,義政也(以義服人的政治)”“反天意者,力政也(以力服人)”義政就是“處大國不攻小國,處大家不篡(掠奪)小家,強者不劫弱,貴者不傲賤,多詐者不欺愚。此必上利于天,中利于鬼,下利于人。”

上天關愛天下百姓。“以其兼(不加區別)而明(成長)之”“以其兼而有(包容)之”“以其兼而食(養育)之焉”。“天有邑人,何用弗愛也?”“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。殺不辜者誰也?則人也。予之不詳者誰也?則天也。”殺害無辜者,天會降下災禍。

天志是“兼相愛,交相利”的最高準則,是判斷是非的試金石。“子墨子言曰:我有天志,譬若輪人之有規,匠人之有鉅。輪匠執其規鉅,以度天下之方圓,曰:中者是也,不中者非也。”

墨子的天志觀是墨子的核心思想,是他的政治主張的理論基礎和邏輯起點。他的其他主張皆來源于此。這是我把“天志”排在第一位的原因。

從哲學方面講,天志觀是唯心主義的,是有神論者。但其目的是把天作為“兼相愛、交相利”的象征。天有賞善懲惡的意志,天志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。作者以此警告貴族統治者,不順天意必受懲罰,必降災禍,引導人們講義,向善。天志有時也可以理解為自然規律。

天志觀廣生于禮崩樂壞的戰國時期,這對當時社會治理具有積極意義。

二、明鬼

《明鬼》,就是辨明鬼神的存在。

墨子認為: 鬼神是存在的;鬼神能揚善懲惡。

《明鬼下》以史書記載的例證,以嚴密的邏輯論證了這一問題。

墨子首先提出天下大亂的原因是由于人們懷疑鬼神的有無、不了解鬼神能賞賢罰暴。“逮自昔三代圣王既沒,天下失義,諸侯力正(武力征討)。是以存夫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,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。正長(行政長官)之不強于聽治,賤人(平民)之不強于從事也。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,以兵刃毒藥水火,退(襲擊)無罪人乎道路率徑,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并作(都出現了)。由此始,是以天下亂。此其故何以然也?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,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。”

由此提出考察鬼神有無的必要性。“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,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,除天下之害,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(辨別),以為將不可不明察此者也。”

接著,墨子一連講了史書上記載的幾個故事。一是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。三年后,已成鬼的杜伯在獵場以箭射死周宣王。二是秦穆公在宗廟遇見句芒神。神說:上帝贊賞你的道德,讓我賜給你十九年壽命,使你的國家昌盛,子孫繁茂。三是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。一年后燕簡公坐車去祭祀,被已成鬼的莊子儀用木棒打倒在車上。四是宋文君時,掌管祭祀的觀,祭祀時不恭敬不謹慎,被神靈附體的巫師打死在祭壇上。五是齊莊公的臣子王里國與中里徹,打了三年官司不能定案。齊莊公讓兩人共牽一只羊到神社盟誓。把羊殺了,羊血灑在神社前。先讀王里國誓辭,讀完了。再讀中里徹誓辭,沒讀到一半,羊奮起而觸之,案情大白。這五個故事,最后都有結論:“鬼神之有,豈可疑哉?”

墨子還從三代圣王修建祭壇、宗廟、神社、選擇祝宗、祭品等論證:“古者圣王必以鬼為有,其務鬼神厚(隆重)矣。”

墨子還指出:《周書》《商書》《夏書》都有關于鬼神的記載。因此,“嘗若(當若)鬼神之能賞賢如(而)罰暴也。蓋本施之國家,施之萬民,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。”“是以天下治。”“故鬼神之明,不可為幽閑廣澤,山林深谷,鬼神之明必知之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眾強,要力強武,堅甲利兵,鬼神之罰必勝之。”此言鬼神之所賞,無小必賞之;鬼神之所罰,無大必罰之。”

《明鬼下》結論:“今天下之五公大人士君子,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,除天下之害,當若鬼神之有也,將不可不尊明(尊奉宣揚)也,圣王之道也。”

顯然,“明鬼”與“天志”一樣,是唯心主義的,是整頓社會秩序的信仰,體現了墨子改造社會的良苦用心。其目的:警告統治者要謹慎,多行不義必受懲罰;以信仰增強老百姓敢于反抗的勇氣。這一觀念的提出,著眼于人民的實際利益,著眼于其起到的實際作用。

尊天明鬼,這是墨子的理論基礎。

其實,墨子的這一思想負面影響深遠。至今有人相信、甚至迷信鬼神。

三、兼愛

兼愛,兼而愛之。不分等級、不分遠近、不分親疏地愛天下所有的人。

《兼愛中》反復論證這一命題。

首先,墨子確定了做人做事的原則:“仁人之所以為事者,必興天下之利,除天下之害,以此為事者也。”

接著,闡述了什么是天下之害、及其產生的原因與惡果。“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,家之與家之相篡(強力爭奪),人之與人之相賊(殺害);君臣不惠忠,父子不慈孝,兄弟不和調,此則天下之害也。”“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?”“以不相愛生。”“是故諸侯不相愛,則必野戰;家主不相愛,則必相篡;人與人不相愛,則必相賊;君臣不相愛,則不惠忠,父子不相愛,則不慈孝;兄弟不相愛,則不和調。天下之人皆不相愛,強必執(控制)弱,富必侮貧,貴必敖(傲)賤,詐必欺愚。凡天下禍篡怨恨,其所以起者,以不相愛生也。”

怎樣才能改變這種狀況?墨子明確指出:“以兼相愛(互相關愛)、交相利(互相謀利)之法易之。”具體就是:“視人之國若視其國,視人之家若視其家,視人之身若視其身。”設身處地,換位思考,推己及人,將心比心。結果“是故諸侯相愛,則不野戰;家主相愛,則不相篡;人與人相愛,則不相賊;君臣相愛,則惠忠;父子相愛,則慈孝;兄弟相愛,則和調。天下之人皆相愛,強不執弱,眾不劫寡,富不侮貧,貴不敖賤,詐不欺愚。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,以相愛生也。”

墨子認為,兼愛并不難。“夫愛人者,人亦從而愛之;利人者,人亦從而利之;惡人者,人亦從而惡之;害人者,人亦從而害之。此何難之有焉,特上不以為政,而士不以為行故也。”只不過君主不把它放在政事上,士大夫沒有付諸行動罷了。

墨子以大禹治水、周文王、周武王治國為例,證明兼愛的可行性。最后得出結論:“今天下之士君子,忠實欲天下之富,而惡其貧,欲天下之治,而惡其亂,當兼相愛,交相利。此圣王之法,天下之治道也,不可不務為也。”

戰國時期,諸侯兼并,戰禍不斷,人民深受其害。墨子提出“兼愛”無疑是積極的、進步的。

墨子的兼愛與儒家的仁愛是有區別的。

儒家的仁愛,是有等級的、有差別的、局部的。墨子的兼愛,是平等的、是博愛、是大愛。

在階級社會,兼愛只是一種理想。但這種理想是崇高的。

2008年5月12日,我國四川省汶川縣發生大地震,造成重大傷亡。天災無情人有情。一方有難,八方支援,全國人民鼎力相助、奉獻愛心,涌現出許多感人事跡。全世界許多國家、地區及國際組織捐款捐物,通過各種方式表示慰問,生動地體現了人間大愛。我們至今記憶猶新。

兼愛,總是人們的企盼、渴望、追求。不僅有歷史意義,而且有現代價值。對當代道德建設,對構建和諧社會,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,有一定的借鑒意義。有一首流行歌曲唱得好:“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,世界將變成美好的人間。”(《愛的奉獻》)

四、非攻

非攻,就是反對侵略戰爭,維護人類和平。

墨子極力主張非攻。

《非攻上》連續設喻、層層遞進,由偷桃李、偷雞犬、偷牛羊、殺人取物之不義,引出攻人國為更大的不義。嚴正指出“大為非攻國。” (攻打別國是大的過錯。)

《非攻中》揭露攻戰之害。“今師徒唯毋興起(現在假如軍隊出征),冬行恐寒,夏行恐暑,此不以冬夏為者也。春則廢民耕稼樹藝,秋則廢民獲斂。今唯毋廢一時,則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,不可勝數。今嘗計軍上(上為“出”之誤)竹箭、羽旄、幄幕、甲盾、撥劫,往而靡弊腑(腐)(泠)不反(返)者,不可勝數。”“與其牛馬,肥而往,瘠而反,往死亡而不反者,不可勝數。與其涂道之修遠,糧食輟絕而不繼,百姓死者,不可勝數也。與其居處之不安,食飯之不時,饑飽之不節,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,不可勝數。喪師多不可勝數,喪師盡不可勝計,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,亦不可勝數”。墨子感嘆:“古者封國于天下,尚者(年代久遠的)以耳之所聞,近者以目之所見,以攻戰亡者,不可勝數”。結尾引用古語警告統治者要汲取歷史教訓。“君子不鏡于水,而鏡于人。鏡于水,見面之容;鏡于人,則知吉與兇。”

墨子反對攻伐,但并非反對一切戰爭。《非攻下》記載:當喜好攻伐的國君提出,“昔日禹征有苗,湯伐桀,武王伐紂,此皆立為圣王,是何故也?”墨子回答:“若以此三圣王者觀之,則非所謂‘攻’也,所謂‘誅’也”。因為他們是興天下之利、除天下之害,制止了混亂,使天下安寧。

墨子對“非攻”不僅反復論證,四處游說,而且親自實踐,身體力行。

《公輸》記載了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。公輸盤為楚國制造云梯,準備政打宋國。墨子聞訊后,“齊(疾)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(楚國國都)。”先是與公輸盤講道理,指出攻宋“不可謂智”“不可謂仁”“不可謂忠”“不可謂強”“不可謂知類”(明理)。后是指楚王攻宋是以富竊貧。接著搞虛擬戰爭,“子墨子解帶為城,以牒(木板)為械,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,子墨子九距(抵擋)之”。當公輸盤陰謀殺墨子時,墨子說:“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余人,已持臣守圉之器,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!”楚王終于說:“吾請無攻宋矣。”這體現了墨子的大智大勇。當然,最后還是以實力說話。魯迅以此題材寫了歷史小說《非攻》,塑造了一個大仁大義、奮力突踐自己主張的偉大形象。小說語言幽默、生動、形象、意味雋永。

《魯問》還記述了墨子止齊伐魯、止魯攻鄭的故事,十分感人。

歷史遠去,非攻思想仍有現實主義。

當今世界,和平與發展為時代主題,經濟全球化浪潮滾滾向前。全世界人民熱愛和平,期盼和平,珍惜和平。而美國逆歷史潮流而動,出兵伊拉克、阿富汗、敘利亞,這是典型的攻伐,不義之舉,必將遭到失敗,自食其果!    

五、尚賢

尚賢,崇尚、尊重賢人。不分貴賤,推薦、選拔、使用賢人。這是墨子關于用人的政治主張。

《尚賢上》作了具體論述。

墨子分析了國家貧困、人口減少、社會混亂的原因,“是在王公大人為政于國家者,不能以尚賢事(使用)能為政也。”所以當務之急“將在于眾(聚集)賢而已。

以什么辦法眾賢?墨子指出,賢良之士“此固國家之珍,而社稷之佐(輔助)也。亦必且富之、貴之、敬之、譽之,然后國之良士,亦將可得而眾也。”古代圣王的原則是:“不義不富,不義不貴,不義不親,不義不近。”這樣就形成一種導向,“舉義不辟(避)貧賤”“舉義不辟親疏”“舉義不辟遠近”,全國上下“皆競為義。”

墨子總結了古代圣王的經驗,“故古者圣王之為政,列德(按德行排位)而尚賢。雖在農與工肆(工匠)之人,有能則舉之。高予之爵,重予之祿,任之以事,斷予之令(給予決斷之權)。”“故當是時,以德就列,以官服事,以勞殿(定)賞,量功而分祿。故官無常貴,而民無終賤。有能則舉之,無能則下之。”

墨子列舉古代史實:堯提拔舜,“天下平”;禹提拔伯益,“九州成”;湯提拔伊尹,“其謀得”;文王提拔閎天和泰顛,“西土服”。由此引出結論:“得意(國家太平時),賢士不可不舉;不得意,賢士不可不舉。”“夫尚賢者,政之本也。”

墨子《尚賢下》提出“為賢之道。”即:“有力者疾(趕快)以助人,有財者勉(努力)以分人,有道者勸(勉勵)以教人。”說明賢人不僅要有能力,還要有高尚品德。

墨子在《修身》中提出,要成為賢士,必須修身。修身的主要方法是:“譖慝(誣蔑與惡毒)之言,無入之耳;批扦(誹謗與攻擊)之聲,無出之口;殺傷人之孩(孩應為“刻”,傷害別人的刻薄之想),無存之心。”“貧則見廉,富則見義,生則見愛,死則見哀。”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,不足與友;守道不篤,遍物不博,辯是非不察者,不足與游(交往)。”“慧者心辯而不繁說,多力而不伐功。”“言無務(追求)為多而務為智,無務為文(華麗)而務為察(明確)。”

墨子在《親士》中告誡國君,凡人才都有個性,要寬容、善待賢士。“良弓難張,然可以及高入深;良馬難乘,然可以任重致遠;良才難令,然可以致君見尊。”

墨子的尚賢思想,反對貴族專政,尊重人才,唯賢是舉,這在當時是進步的,對后世有深刻影響。荀子在《君子》中提出,不能“以族論罪,以世舉賢。”韓非《顯學》強調;“宰相必起于州部,猛將必發于卒伍。”龔自珍疾呼:“不拘一格降人才。”(《己亥雜詩》) 這對現代用人,也有借鑒意義。

六、尚同

尚同,即上同。人們的思想應當統一于上級,并最終統一于天。



《尚同上》指出:“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(刑法與政治)之時,蓋其語,人異義。”至有余力,不能以相勞;腐余財,不以相分;隱匿良道,不以相教。天下之亂,若禽獸然。”這就是各執己見、沒有統一思想的結果。


“天下之所以亂者,生于無政長(行政長官),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,立以為天子。”“三公”“諸侯國君”,“選擇其國之賢可者,置立之以為正長。”“天子發政于天下之百姓,言曰:聞善而不善(無論聽到好的或不好的),皆以告其上。上之所是,必皆是之;上之所非,必皆非之。”這樣形成一個行政管理系統,并以上級意見為準。

“是故里長者,里之仁人也。”“鄉長者,鄉之仁人也。”“國君者,國之仁人也。”“天子唯能壹同(統一)天下之義,是以天下治也”。

“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,而不上同于天,則菑(災禍)猶未去也。”最后的裁定者是有最高意志的“天”。

《尚同中》強調:“故古者圣人之所以濟事成功,垂名于后世者,無他故異物焉,曰:唯能以尚同為政者也。”

《尚同下》提出尚同的前提:“凡使民尚同者”“必疾愛(深受)而使之,致信(誠信)而持之,富貴以道(導)其前,明罰以率其后。”結論:“尚同,為政之本而治要也。”

尚同與尚賢是相輔而行的行政管理原則。

尚同提出選擇賢者、仁人擔任各級領導,自下而上同于“義”這是對當時貴族統治的批判,是墨子針對國家混亂而提出的政治綱領。另外也有人指出,尚同是集權主義。

尚同思想亦有時代價值。面對社會利益格局多元化的時代,我們必須培育共同的理想和價值觀,統一思想,統一行動,為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共同努力奮斗!

七、節用、節葬、非樂

節用、節葬、非樂,提倡節約利民。這是墨子的政治主張,也是墨子的經濟思想。

節用,節約用度,反對奢侈浪費。

《節用上》指出:“去其無用,足以倍之(去掉不實用的東西,國家財利增加一倍)。圣王為政,其發令興事,使民用財也,無不加用(有益于實用)而為者,是故用財不費,民德(通“得”)不勞,其興利多矣。”



墨子從制作衣服、建造宮室、制造兵器、打造車船等方面細化了節用標準。“其為衣裘何以為?冬以圉寒,夏以圉暑。凡為衣裳之道:冬加溫、夏加清者,鮮祖不加者(漂亮而不增加實用)去之。其為宮室何以為?冬以圉風寒,夏以圉暑雨,凡為宮室加固者,鮮祖不加者去之。其為甲盾五兵(兵器)何以為?有甲盾五兵者勝,無有不勝。是故圣人作為甲盾五兵。凡為甲盾五兵加輕以利,堅而難折者,鮮祖不加者去之。其為舟車何以為?車以行陵陸,舟以行川谷,以通四方之利。凡為舟車之道,加輕以利者,鮮祖不加者去之。”


文章最后點明主題:“去無用,之圣王之道,天下之大利也。”

《辭過》是對《節用上》的補充。墨子通過宮室、衣服、飲食、舟車、蓄私(養妾)五個方面的古今對照,得出結論:“儉節則昌,淫佚則亡。”

《節用中》還強調:“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,圣王弗為。”

春秋戰國時代,生產水平低下,生活資料較少。墨子提出節用,其心至善至誠。

節葬,反對厚葬久喪,主張薄葬短喪。這是節用的一個分支。《節葬下》集中論證這一主張。

墨子站在治理天下的高度,提出要做好三件事:“天下貧,則從事乎富之;人民寡,則從事乎眾之;眾而亂,則從事乎治之。”“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眾寡,定危理亂乎”,所以“仁者將求除之天下,相廢而使人非之,終身勿為。”

墨子以嚴密的邏輯推理闡明厚葬久喪的危害。“是故求以富家而既已不可矣”“是故求以眾人民而既以不可矣”“是故求以治刑政,而既已不可矣”“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,而既已不可矣。欲以干(請求)上帝鬼神之福,意者可邪?其說又不可矣。”“以厚葬久喪者為政,國家必貧,人民必寡,刑政必亂。”

墨子指出:“故古圣王制為葬埋之法,曰:棺三寸,足以朽體;衣衾三領,足以覆惡。以及其葬也,下毋及泉,上毋通臭,壟若參耕(三尺)之畝,則止矣。死則既以葬矣,生者必無久哭,而疾而從事,人為其所能,以交相利也。此圣王之法也”。并以堯、舜、禹三代圣王的葬事舉例說明:“則厚葬久喪果非圣王之道。”

墨子無情地揭露了當時貴族大辦葬事的現象。“今王公大人之為葬埋,則異于此。必大棺中棺,革阓(紋飾皮革)三操,壁玉即具,戈劍鼎鼓壺濫,文繡素練,大鞅(衣衾)萬領,輿馬女樂皆具。曰必捶


差通(墓道),壟雖兄(當為“況”)山陵。此為輟(荒廢)民之事,靡民之財,不可勝計也”。這與圣王之道形成鮮明的對比!


結論:“今天下之士君子,中請(內心真誠)將欲為仁義,求為上士,上欲中圣王之道,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,故當若節葬之為政”。

節葬,有歷史意義,也有現實意義。

非樂,反對奢靡音樂,提倡節約人力財力。《非樂上》專論這一問題。

作者先立準則:“仁之事者,必務求興天下之利,除天下之害。將以為法乎天下:利人乎,即為,不利人乎,即止。”

作者從六個方面論證“為樂非也”(從事音樂是不對的)。(一)“非以大鐘、鳴鼓、琴瑟、竽笙之聲,以為不樂也。”“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,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。”(二)“姑嘗厚措(增加賦稅)斂乎萬民,以為大鐘、鳴鼓、琴瑟、竽笙之聲,以求興天下之利,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。”(三)撞鐘,“使丈夫為之,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;使婦人為之,廢婦人紡績織纴之事。”“虧奪民衣食之時。”(四)聽音樂,“廢君子聽治(治理政務)。”“廢賤人(平民)之從事。”“虧奪民之衣食之財。”(五)歌舞,“是以食必梁肉,衣必文繡。”“虧奪民衣食之財。”(六)觀樂之害王公大人“即必不能蚤(早)朝晏退,聽獄治政。”士君子即不能“內治官府,外收斂關市、山林、澤梁之利。”農夫“即必不能蚤出暮入,耕稼樹藝。”婦人“即不必能夙興夜寐,紡績織纴。”

作者宣布:“今天下之士君子,請將欲求興天下之利,除天下之害,當在樂之為物,將不可不禁而止也。”

墨子的非樂思想是否定儒家的禮樂,批判貴族享樂生活,也表達了對勞動人民的同情。這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提出 的。我們辯證地看,音樂有娛樂和教化功能。音樂可以傳遞感情,振奮精神,鼓舞斗志,陶冶情操,增長知識,還有醫療、保健作用。人類生活不能沒有音樂。當然,對古人不可求全責備,看問題不要脫離時代背景。

墨子的節約利民主張,意義在于重視發展生產,尊重勞動成果,培養節儉美德。

艱苦奮斗、勤儉節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,是我黨的優良作風,永遠不能丟。中央要求厲行勤儉節約,反對鋪張浪費,得到廣大干部群眾的衷心擁護。墨子節用思想,對于我們進一步落實“八項規定”,有一定的借鑒作用。

節用也是持家之道。

八、非命

非命,不認命,命非注定,事在人為。

《非命中》首先提出衡量言論是否正確的三條標準。“故使言有三法”:“有本(本質)之者,有原(情理)之者,有用(實踐)之者。”辦法是:“考之天鬼之志,圣王之事”;“征以先王之書”;“發而為刑政(刑法政令)”。

然后進行論證。“自古以及今,生民以來者,亦嘗有見命之物,聞命之聲者乎?則未嘗有也。”“安危治亂,在上之發政(發布政令)也,則豈可謂有命哉!”

“初之列士桀大夫(古代的有功之臣與杰出的大夫)慎言知行,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,下有以教順其百姓。故上得其君長之賞,下得其百姓之譽。”“而天下皆曰其力(他們努力)也,必不能曰我見命焉”。

“是故昔日三代之暴王”“外之驅騁田獵畢弋(打獵捕鳥),內沉于酒樂,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。”“是故國為虛厲,身在刑僇之中。”“必曰:我命故且亡。”“雖昔也三代之窮民”“惡恭儉而簡易,貪飲食而惰從事,衣食之財不足,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。”“必曰:我命固且窮。”“繁飾有命,以教眾愚樸之人(反復粉飾命定之說,用來教育廣大愚昧純樸的人民)這里一針見血地揭露了命定論的本質。

結尾引用歷史典籍得出結論:“命者,暴王作之(天命是暴君偽造的)。”“執有命者,此天下之厚害也”。

墨子還在《非樂》中指出:“賴其力者生(生存),不賴其力者不生”。

墨子又在《非儒下》批判了天命論。

墨子的非命與儒家的“死生有命,富貴在天”(《論語·顏淵》)針鋒相對,儒家的天命論是統治者對勞動人民的麻醉劑。墨子主張事在人為,提倡個人努力,尊重人的創造性、主觀能動性,徹底否定天命論。

《非命中》的“三法”,含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因素,是文中的一大亮點。另外,墨子《經說上》把知識分為“親知”“聞知”“說(推理)知”三類,把同分為“重同”“體同”“合同”“類同”四種,體現了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精神。毛澤東同志認為墨子是“古代辯證唯物論大家。”《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》

應當指出,《非命中》與《天志》《明鬼》自相矛盾。但應理解墨子大講天志、明鬼的良苦用心。

非命,倡導積極有為的人生哲學,希望人們自主、自信、自強,通過不懈努力改變自已的命運。歷史地看,這一觀點彌足珍貴。

 

九、法儀

法儀即法度。泛指一切標準、規范或制度。《法儀》一文專題論述。

《法儀》先提出法的重要性。“天下從事者,不可以無法儀。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,無有也。”“百工(工匠)為方以矩,為圓以規,直以繩,正以縣(懸垂)。”“故百工從事,皆有法所度”。“今大者治天下,其次治大國,而無法所度,此不若百工辯(聰明)也”。

《法儀》論證法的標準:法天。“天下之為父母者眾,而仁者寡”;“天下之為學(老師)者眾,而仁者寡”;“天下之為君者眾,而仁者寡”。“法(效法)不仁,不可以為法(度)”。“故父母、學、君三者,莫可以為治法”。以什么為法度?“莫若法天”。“天之行廣而無私,其施厚而不德(而不自居),其明久而不衰,故圣王法之。既以天為法,動作有為,必度(衡量)于天。天之所欲則為之,天所不欲則止”。“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,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(殘害)也”。“愛人利人者,天必福之;惡人賊人者,天必禍之。曰:殺不辜者,得不詳焉。”

《法儀》回顧歷史,總結經驗教訓。“故為不善以得禍者,桀、紂、幽、厲是也;愛人利人以得福者,禹、湯、文、武是也。”并發感慨:“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,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!”

《法儀》中百工從事一段話,體現了程序的重要性,是程序法的萌芽之一。

《法儀》“人無幼長貴賤,皆天之臣也”。《尚同上》“上之為政,得下之情,則是明于民之善非也”。這與法國十八世紀思想家盧梭《社會契約論》中提出的人人自由平等、主權在民的思想接近。而墨子比盧梭早一千多年。

墨子早于法家。他的法治思想有先驅作用。

墨子的法治思想有待深入研究。

十、五谷

五谷,在《墨子》中沒有專論,也沒有這個題目,而見之于《七患》一文中。

《七患》指出:“國有七患”(國家有七種隱患)。其中,“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,大臣不足以事之,賞施不能喜,誅罰不能威,七患也”。墨子把農業,特別是糧食生產擺到了很重要的位置上。

《七患》論述五谷的重要性。“凡五谷者,民之所仰(賴以生存)也,君之所以為養(養育百姓)也。故民無仰,則君無養。民無食,則不可事(役使),故食不可不務也,地不可不力(努力耕種)也,用不可不節也。”遇到糧食歉收,官員俸祿隨之減少。遇到“饑”年,“則盡無祿”。

墨子認為:糧食收成狀況直接影響到社會治安。“故時年歲善(豐收),則民仁且良;時年歲兇(荒年)則民吝且惡。”

墨子認為:有自然災害,五谷不可能年年豐登。既要努力耕種,又要節儉。而且必須有儲備。“故雖上世之圣王,豈能使五谷常收,而旱水不至哉!然而無凍餓之民者,何也?其力時急(按農時耕種),而自養儉也。”“故倉無備粟,不可以待兇饑。”

墨子從戰略高度講“儲備”。“故備者,國之重也。食者,國之寶也;兵(武器)者,國之爪(利爪)也;城(城池)者,所以自守也。此三者,國之具(工具)也”。“故國離(遭遇)寇敵則傷,民見兇饑則亡,此皆備不具之罪也。”“故《周書》曰:國無三年之食者,國非其國也。家無三年之食者,子非其子也。”“此之渭國備。”這是墨子的大局觀。

墨子提出解決“七患”的方案:集中發展農業,國家要保留有三年儲備。

我讀此文,有兩點感悟:

(一)有備無患,有憂患意識,防范風險。

(二)農業是基礎。民以食為天。吃飯是第一件大事。古往今來,糧食安全是治國安邦的首要任務。任何時候不能放松農業,特別是糧食生產。

墨子還在《非樂上》《魯問》中表達了對農民、農業生產的熱切關注。

當代,我黨高度重視“三農”工作。2004年,糧食直接補貼全面推開。2006年,正式取消農業稅。今年2月19日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,再次聚焦“三農”問題。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第21個、新世紀以來第16個指導“三農”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。現在,全國落實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總方針,扎實推進鄉村建設,決戰決勝脫貧攻堅,努力提高廣大農民的獲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這些政策,符合國情,深得民心!

以上是我對墨子主張的歸納、詮釋及點評,吸納了前人的研究成果,也有個人不成熟的見解。祈求讀者指正。

習近平在2018年8月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強調:“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,其蘊含的思想觀念、人文精神、道德規范,不僅是我們中國人思想和精神的內核,對解決人類問題也有重要價值。要把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標識提煉出來、展示出來,把優秀傳統文化中具有當代價值、世界意義的文化精髓提煉出來、展示出來。” (2018年8月23日《人民日報》) 習近平同志的重要講話,為研究傳統文化指明了方向。我們要努力做好這方面的工作。

 

 

二〇一九年三月十日于海口 

 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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